核心閱讀

○解決基層“誰來監察”“監察什么”“怎樣監察”等問題，打通監察全覆蓋“最后一公里”，向鄉鎮派出監察機構、監察專員

○探索在村級設立監督員等方式，將日常監督延伸到群眾“觸手可及”的地方

今年3月，國家、省、市、縣四級監察委員會全部完成組建。為解決基層鄉村監察監督問題，打通監察全覆蓋在基層的“最后一公里”，全國多地積極探索將監察職能向鄉鎮、村居延伸，構建監察全覆蓋監督網，取得了積極成效。

向鄉鎮派出監察機構，推動監察監督全覆蓋

監察體制改革前，村(社區)一級非黨員村干部難以得到有效監督，脫貧攻堅、“三資”管理、征地拆遷等工作中，基層“微腐敗”等問題依然存在。根據監察法，將“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的人員”納入監察范圍，為解決這一問題打下堅實基礎。

“村里發生同一件事件，為什么有人被處理，有人就不被處理?”此前，浙江溫州市平陽縣騰蛟鎮龍橫村村民向紀委反映村黨支部書記及村委會主任套取中央補助資金問題。經調查，騰蛟鎮紀委對村支書予以立案審查，但因村委會主任非中共黨員，騰蛟鎮紀委不能予以立案。

今年7月，浙江溫州市11個縣(市、區)向轄區所有鄉鎮(街道)派出了監察辦公室，賦予其監察職能。騰蛟鎮監察辦公室成立后，第一時間對村委會主任進行政務立案調查。“派出鎮監察辦公室成立后，鄉鎮對政務案件也可調查處置，把之前想管又管不到的人管了起來。”溫州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說。

向鄉鎮派出監察機構，是全國一些地方推進監察體制改革向基層延伸的重要探索。

作為監察體制改革的首批試點地區，浙江探索在全省鄉鎮(街道)設立監察辦公室，監察辦公室履行對基層所有行使公權力人員的紀檢監察職能。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1389個鄉鎮(街道)已全部完成監察辦公室設置和人員任職工作，任命監察辦公室主任1360人，副主任1178人、監察員3986人。

北京市紀委監委指導全市16家區級監察委員會向街道派出監察組、向鄉鎮派出監察辦公室，目前，所有鄉鎮(街道)均實現監察機構、人員、職能“三到位”。寧夏回族自治區，四川德陽市、宜賓市等地也通過多種途徑對向鄉鎮(街道)派出監察機構進行探索。

7月15日，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監委派出第二監察室掛牌，依照管理權限對龍潭鎮、麻旺鎮、泔溪鎮、車田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開展監察。“向鎮街派出監察辦公室，能解決監督基層‘最后一公里’問題，推動監察工作無盲區、無死角、全覆蓋。”重慶市紀委副書記、監委副主任陳杰表示。

“防御第8號臺風‘瑪莉亞’工作期間，元覺街道綜合執法中隊派遣員工王某，在未經準假情況下，擅自脫崗離開單位，建議給予通報批評處理。”“李某身為金光村委會主任，違反工作紀律，在村集體事務中失職瀆職;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受賄索賄1.4萬元，責令辭去村委會主任職務。”……隨著多地派出監察機構陸續成立，許多過去處于監督盲區的人員被“管”了起來。

派出監察專員，讓所有村干部“有權不任性”

“自己不是黨員，以前覺得出點小問題、只要不犯罪，沒人管得了�，F在成了監察對象，頭上有了‘金箍’。”自從鎮里有了監察員，山西晉中的村委會主任們繃緊了神經。據介紹，監察體制改革后，晉中市監察對象由原來的41160人增至目前的81563人，增加了約1倍。

針對群眾自治組織中從事集體事務管理的人員占比大的實際情況，山西省紀委監委制定下發《關于推進鄉鎮監察工作的指導意見》，探索在全省鄉鎮設立監察員。按照《意見》，山西每個鄉鎮一般設2名監察員，1名由鄉鎮紀委書記兼任，1名由鄉鎮機關具有公務員身份的專職紀檢干部擔任。

目前，除長治市城區、郊區因行政區劃調整暫緩之外，山西其他116個縣(市、區)的1406個鄉鎮(街道辦)全部完成監察員配備并逐步推開監察工作。在山西朔州市平魯區，今年1—6月13個鄉鎮(街道辦)共處置問題線索268件，談話函詢204件，黨紀政務處分61人，組織處理201人。

除了山西，全國不少地方紛紛對向鄉鎮派出監察員進行探索——

“監察法規定的監察對象，包括在座各位，大家得習慣在監督下工作、生活……”不久前，海南定安縣鎮紀委書記黎泉正多了一個新身份——鎮監察專員，最近他跑遍鎮里的村，不斷給村“兩委”干部、村民小組長灌輸規矩意識。根據定安縣印發的《關于向所轄鎮派出監察專員的通知》，縣監委向各鎮派出監察專員，賦予部分監察權限，行使監察職能。

為更好發揮監察專員作用，海南省紀委監委還建設“監察對象管理信息系統”，為監察對象建立電子檔案，收集監察對象的相關信息，確保隨時可看、可查。此外，江西宜春市、河南鄲城縣等地也探索向鄉鎮(街道)派出監察員，使監察職能向基層延伸。

監察職能延伸至村（社區），“消息哨”緊盯“微權力”

“檢查中發現棗樹村一組賬目存在問題……”今年5月13日，四川廣元市朝天區中子鎮村級特邀監督員何春貴在參與聯合監督時，撥打監督直通電話反映發現的問題。很快，棗樹村一組組長因職務違法問題被立案調查。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后，朝天區監察對象共12357人，其中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的人員數達2396人。”朝天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彭鴻介紹，該區探索建立村級特邀監督員制度，從退休干部、大學生村官、農村黨員等人員中擇優選出村級特邀監督員，一旦發現重要問題線索，村級特邀監督員直接向區紀委監委報告。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后，針對村(社區)監察對象較多、鄉鎮(街道)監督力量較少的現實狀況，許多地方探索在村級設立監督員等方式，將日常監督延伸到群眾“觸手可及”的地方。

重慶在全市范圍內探索建立村居監察監督員制度，將其作為鄉鎮派出監察室的延伸和觸角。據介紹，村居監察監督員由區縣紀委監委派出監察室選聘，聘期3年，每個村居至少聘任1名監察監督員，監察監督員的主要職責是監督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的人員行使公權力情況。

在廣西南寧市，1559個基層廉潔工作站陸續建立，構建起覆蓋所有村屯的監督員隊伍，實現對村(社區)“兩委”及幫扶干部履職、作風和廉潔自律等情況的全方位監督，被當地群眾稱為“家門口的紀委監委”。而山西在向鄉鎮派出監察員的同時，以監察員為橋梁，在村里選聘監督信息員或聯絡員，成為鄉鎮監察工作的“瞭望所”和“消息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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